關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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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聖嘆的面目 柯平 5關於歸莊與金聖歎的那場爭吵從一開始就表現得相當令人掃興，猶如幾個世紀後作家王朔對他一個同行金庸的攻訐——簡直就像是以沙袋作為攻擊對手那樣的拳擊賽。金就是那只沉默的沙袋。《柳南隨筆》的作者王應奎在記錄當時的情狀時使用的筆法十分耐人尋味。“初批《水滸傳》行世，昆山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而又批《西廂記》行世，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於家置一編。”在十分含蓄地表明瞭自己傾向的同時，又介紹了金的著作在當時幾近洛陽紙貴的那種受歡迎程度。先後加入對金作品攻訐的還有尤侗、陸文衡等人。從對來自主流文學的蔑視始終置若罔聞不加辯駁這種奇怪現象來看，作者的內心相當沉著。也許在金看來一個作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將自己想寫的東西寫出來，其餘一切完全可以不計。在這一點上中間隔著三個世紀的兩位金先生的胸襟氣度多少有些相似。次年《才子必讀古文》的選評出版，再次將金的人氣指數推向了高潮。有人看見他在吳地的各種文學集會上頻頻出現，尖臉禿額，目光如電，生活中的形象與作品裡形象天然合拍。身穿一件襟上袖邊到處都是斑斑酒痕的骯髒長衫，懷裡揣著鼓囊囊的銀包和大疊文稿，妙語如珠，到處受人追捧。以至有好幾次被沒見過他的人當作是某個仗著祖上萬貫家產過日子，滿身銅臭的鄉下土財主。對此金的態度是非但毫不介意，私下裡甚至還視作是自己一直期待出現的某種戲劇性效果。 評點本《水滸》《西廂》的問世奠定了金在中國通俗文學批評界的地位，這方面的里程碑意義恐怕至今無人能及。儘管此前已有《金瓶梅》《三言》《二拍》等熱門小說提供的啟示，金卻是這幫人中幹得最出色的。在他為自己制定的總題《六大才子書》的系列寫作計畫中，尚有莊子、離騷、史記、杜詩等歷代名著有待完成。它們的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藝術的宏麗和思想上的離經叛道。魯迅先生當年為譏諷考據派所需，曾將金對前人著作的出色闡述解釋為“只不過拾了袁宏道輩的唾餘”，這樣的批評或許有失公允。在我看來金聖歎等人代表的是十七世紀手工業萌芽時期典型的市民精神——樸素、粗獷和朝氣。這與袁中郎、王百穀輩的矯情與風雅簡直就是兩回事情。事實上他自己在《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裡也曾反復強調“文章最妙，是手寫此處，目注彼處”“聖歎批《西廂記》是聖歎文字，不是《西廂》文字，天下萬世錦繡才子讀聖歎所批《西廂》，是天下萬世錦繡才子文字，不是聖歎文字。”這段話既作為金藝術上的夫子自道，也對一向令人困惑的批評與創作之間的複雜關係作了切中綮要，腠理自現的澄清。而在包括詩歌在內的其它文學樣式上，我們將有幸看到金的成就同樣引人注目。看來生動的口語與白描手法並沒有如人們所擔心的那樣影響他的藝術魄力，反而賦予他作品一種粗獷、野性的力量。被輯錄在《唱經堂詩選》裡的那些詩先後得到沈德潛、袁枚等詩壇大家的推崇就是很好的例子。周作人當年在不同場合也多次提到，對金《西廂》卷首的大文，託名施耐庵的《水滸傳序》，以及唐詩制義裡的那些談詩的短劄，他一向是作為最好的散文來對待的。以下這個例子也許同樣可以?明我們認識他當時在文壇所受重視的程度。金生前並不怎麼看重自己的《唱經堂唐詩評》一書，而從順治版的《而庵說唐詩》卷首星岩居士梁緯的跋來看，崇拜他的同時代文人確實不少。“余於清人詩話中得金聖歎、徐而庵兩先生，其細論唐詩透徹骨髓，則則皆中今人之病，真為緊要之話。”考慮到此人本身名氣不小，這樣的評價也算得上榮幸之至。據周作人先生後來考證，“星岩本名梁川孟緯，妻名紅蘭，皆以詩名。” 入清以後金聖歎作為大眾文化代表的固有形象突然又一下黯淡下去，甚至模糊難辨，我認為這主要出於他主觀上試圖保持低調的自我設計。其批評的物件也一反往昔的激進與鋒芒畢露，開始對像才子古文、唐詩、時文精選這樣的時尚讀物感興趣。出版界的鼓動與重金誘惑可能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但真正的問題也許在於新的政治格局下處世面目的無所適從和試圖重新確認。“佳瓷既損，必無完理，反復多看，徒亂人意。因宣付廚人作雜器充用，永不更令到眼。”“飯後無事，翻倒敝篋，則見新舊逋欠文契不下數十百通，其人或有或亡，總之無有還理，背人取火，拉雜燒靜。”雖然不能肯定他眼中的新舊逋欠文契與碎損佳瓷是否象徵覆滅中的前朝故國，但紀錄在《人生三十三快事》裡的這些沉痛驚警之論，說沒有一點“微言大義”的意思在裡頭也是不可能的。同時那段時間裡他突然熱衷於寫詩也並非完全事出無因。考慮到當時我們這位前朝遺民的複雜心情極需寄寓與承載，一向以含蓄蘊藉見長的詩歌形式理所當然也就成了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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